富人国家也在骗人

今日核心问题

💭 禁止外国货进口，究竟是在保护一国的财富，还是在把全体国民的钱包，交给少数几个本国商人？

开场

把金银锁在国门之内，只是重商主义的第一只手。它还有第二只手，专门对付外国货。这第二只手，在斯密看来，更阴险，也更会伪装。

斯密在本章里说了一句很冲的话：我从来没见过那些装作为了公共利益而经商的人做出过什么好事（原文：I have never known much good done by those who affected to trade for the public good）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前是一连串英国法律：禁止进口外国的活牛和盐腌肉，禁止进口外国的毛织品，对进口谷物征收高关税——高到在中等丰收的年景，这道关税就等于一道禁令。每一道禁令都打着保护国家利益的旗号。

可斯密把效果算得很清楚。禁止外国活牛和盐腌肉进来，受益的是大不列颠的牧场主，他们从此独占了国内肉类市场。禁止外国毛织品进来，羊毛制造商笑了。丝绸制造业虽然用的全是外国原料，最近也争来了同样的保护。亚麻制造业还没拿到，但正在大步朝那边走。这一连串禁令的真正效果，是把全体英国人的肉铺、粮店和布庄，都变成了本国生产者的专卖店。

重商主义说它在为国民致富，可它的每一道禁令，都在把财富从多数人的口袋，转移到少数人的账上。

原书精读

斯密要拆开的，是重商主义的第二层谎言。第一层谎言说财富就是金银；第二层谎言说，保护本国生产者，就是保护国家财富。这一层的逻辑看起来比第一层扎实：如果本国能生产的东西，不放进外国货来竞争，本国的产业不就活得更好了吗？

斯密承认，这个逻辑有一半是对的。通过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，把外国货挡在国门之外，确实能或多或少地让本国生产者独占国内市场（原文：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is more or less secured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 employed in producing them）。这种独占也确实会鼓励那个特定行业，把社会上更大一份劳动和资本吸引过去。这一点，斯密说，不能怀疑。

可接下来他问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：这种鼓励，能不能增加社会的总产业，能不能给产业一个更好的方向？斯密的回答是：社会的产业总量，永远不能超过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规模。禁令不能凭空多制造出一分资本。它只能把原本会流向别处的资本，硬拽到这个被保护的行业里来。至于这个人为指定的方向，是不是比资本自己会走的方向更好，斯密说，这一点并不那么确定。

为什么不确定？斯密给了一个完整的论证。每个人都在不断为自己手里的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。他脑子里想的是自己的好处，不是社会的好处。但他研究自己的好处时，自然而然地会去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那个用途。这里有两层原因。

一层原因是，每个人都想把资本投得离家越近越好，只要利润差不多。一个批发商在同等利润之间，宁可做国内贸易，不做消费品外贸；宁可做消费品外贸，不做转口贸易。因为国内贸易里，他的资本不会像在外贸中那样长时间离开自己的视线。他更了解自己信任的人的品性和处境；万一被骗了，他更熟悉该找哪一国法律讨公道。而转口贸易里，商人的资本被分成两半，一半在这一国，一半在那一国，没有任何一部分必须回到他身边。

另一层原因是，每个人在支持国内产业时，都会尽量把资本投向产出最大的那个行业。产业的产出就是它加在原料上的价值。产出越大，雇主的利润越大。而一个社会的年收入，正好等于这个社会全部产业年产出的交换价值。所以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，无意中就在把社会的年收入推向最大。斯密写道：他在这一场合，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，去促成一个他本意中并不包含的目的（原文：he is in this, as in many other cases,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）。追逐自己的利益，往往比真的想促进社会利益时，效果还好。

这话把重商主义的根基挖掉了一块。重商主义说，要让产业走对方向，国家必须出手指挥。斯密反问：一个人该把资本投向哪个行业，他在自己的处境里能作出的判断，比任何政治家、立法家为他作的判断都更准。那个试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资本的政治家，不但给自己揽上了一桩最不必要的差事，而且僭取了一种不能放心交给任何个人的权威——这种权威落在哪个议会手里都不安全，落在一个自以为有本事行使它的人手里，危险到极点。

原书故事

斯密在本章里讲了一个阿姆斯特丹商人的例子，用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会自然流向最能服务本国的地方。

这个商人的生意是转口贸易：从柯尼斯堡运谷物到里斯本，再把里斯本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柯尼斯堡。按生意的性质，他的资本必须分散在两个外国港口，一半在柯尼斯堡，一半在里斯本。没有哪一部分必须回到阿姆斯特丹。如果单按利润算，他的驻留地应该要么在柯尼斯堡，要么在里斯本，轮不到阿姆斯特丹。

可这个商人偏偏愿意住在阿姆斯特丹。他宁可承受两次装卸的费用，宁可缴纳一些关税，也要把一部分准备运往里斯本的柯尼斯堡货物，和一部分准备运往柯尼斯堡的里斯本货物，先拉回阿姆斯特丹。理由只有一个：他受不了资本离自己那么远。他要把一部分资本放在自己随时看得见、管得着的地方。为了这种安心，他心甘情愿多花钱。

斯密说，正是这种想离家近的本能，让每一个有转口贸易的国家，都成了它所服务的那些国家货物的总市场。阿姆斯特丹商人为了省一次装卸，会尽量把各种货物在本国市场上多卖掉一些，这样转口贸易就慢慢变成了消费品外贸。做消费品外贸的商人，在同等利润下，又总愿意尽量在本国卖掉更多货物，这样消费品外贸又慢慢变成了国内贸易。国内贸易能带动的本国产业最多，能养活的本国人口也最多。

这个例子里面没有一个大人物，没有一个国家政策。一个商人只是想把资本放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，结果却让阿姆斯特丹繁荣起来。这一层道理，比任何一道敕令都更有效。禁令说，资本必须留在国内；商人自己算账得出的结论，也是尽量留在国内。但两者的差别在于，商人是算过了每一条路的利润、风险和安心之后，自愿做出的选择。禁令则不管你算出来什么，先替你把路堵死。

深度解读

重商主义最大的谎言，是把少数人的利益，包装成国家的利益。一道禁止外国牛肉进口的命令，摆在议会里，理由是保护本国农牧业。可本国的牧民有多少人？全国的吃肉人有多少人？这道命令的实际效果，是全国每一个买肉的人，都只能在英国牧场主手里买，不能挑法国的，不能挑爱尔兰的。牧场主的收入增加了，全国人的饭钱却涨了。把多数人的钱转给少数人，再管这叫“国家利益”，这就是重商主义的账本。

斯密把这条说白了。他说，把国内市场垄断给本国产品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挥私人该如何运用资本。你想，一个人该把钱投到哪一行，是他每天看账本、跑市场、见客户之后作出的判断。政治家坐在遥远的首都，不知道这个商人所在的地方今年缺不缺粮，不知道哪个工厂已经接不下订单，不知道哪个港口新修了码头。他却要来替千千万万个这样分散的人做决定，说你们只能投这一行，不能投那一行。这种权威，在斯密看来，谁都担不起，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担得起的人。

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结论。一般人会想，商人只关心自己赚钱，怎么会自动做出对国家最好的选择？斯密说，正因为商人只关心自己赚钱，他才会选择对国家最好的方向。这就像一个人晚上走路，他的目的只是回家，可他在找回家的路时，自然也帮了路灯省心。他想的是自己别走错路，客观上却让整个街区多了一个按时回家的人。商人的资本离家越近，他越容易照看；他越了解客户和本地法律，越不容易被坑；他越容易讨回公道，就越敢把资本投进去。这些念头合在一起，就让他把资本投向了能带动最多本国劳动的方向。这就是看不见的手。它不神秘，它是自利心和安全感合起来的结果。

再往深挖一层，重商主义的禁令，除了让消费者多花钱，还制造了一种假象：被保护的行业看似繁荣了，其实是把别的行业的血抽了过来。社会的总资本是有限的。把资本从纺织业强拉到羊毛业，羊毛业是兴旺了，可纺织业没了钱，工人流散，机器闲置。总的盘子没有变大，只是把左口袋掏空，塞进右口袋。斯密那句话说得很重：管制不能增加社会的产业总量，只能改变它的方向。而这个被政治力量改变的方向，往往不如资本自己会走的方向。

这就好比你有一笔积蓄，本来打算在楼下开一家早点铺，因为附近没有早点铺，街坊都去两里外买早饭。你算过账，这里开肯定赚。可政府突然说，早点铺太多了，你要开就开一家五金店，本区缺五金。你把钱砸进去，五金店开了，可附近的人买五金本来就去街角那家，你的货不比人家好，价钱不比人家低，半年下来门可罗雀。早点铺没开成，五金店也半死不活。政治家替你做的这个决定，不如你自己算的那笔账。

边界讨论

斯密的批评，有明确的靶子。他反对的是政治家用自己的判断取代千万个市场参与者的判断，反对的是把国内市场的垄断权当成致富良方。但他没有说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该限制进口。

国防是一个明显的例外。一个国家的军火制造、航海业，如果完全依赖外国，打起仗来会被掐住脖子。斯密在后面的章节里也不得不承认，某些涉及国防的行业，不能只算经济账。这个例外，不推翻他本章的论证，却划出了一条边界。

看不见的手也有前提。个人追求自利能带来好结果，依赖的是市场竞争、信息流通、法律可预期。如果一个市场被少数人垄断，或者交易里充满欺诈，那只手就会被捆住。斯密批评政治家指挥资本，可商人们自己合谋分市场、哄抬价格的时候，那只手同样会失灵。他在这里没有展开，但问题留了下来。

还有一层，斯密的论证假设资本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，技术变化不剧烈。当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的产业升级，或者被其他国家用极低的价格倾销商品时，完全放手不管，也会伤及本国的就业和技术积累。这种情况超出了本章讨论的范围，但读的时候要有数。

互动练习

拿一张纸，写下你最近一个星期买过的五样东西：可能是肉、面包、衬衫、手机、洗发水。在每样东西旁边，写出它的产地。然后上网查一查，这五样东西里，有哪几样在你的国家或地区受到进口限制，或者被征收了较高的关税。如果外国货可以自由进来，同样的东西能便宜多少，或者选择能多多少。最后算一笔账：你这一周为“保护”多付了多少钱。做完之后，你会对“保护”这两个字有完全不同的感觉。

从明天早上起床开始，记录你这一天里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服务：早餐店老板卖给你包子，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吃饱，而是赚钱；快递员把包裹送到你手上，他的目的不是让你方便，而是领工资；出租车司机把你送到公司，他的目的不是帮你准时，而是赚车费。记下至少五件事。然后问自己：如果这五个人都被禁止从事各自的行业，由谁来管你的早饭、包裹、出行？这些服务会不会变贵、变差？这个练习会让你看见，你每天的生活其实是由无数个“自私”的人撑起来的，而他们越算自己的账，你的日子越方便。

写一份“我的保护账单”：列出你最近一个月买过的三样东西，每样注明产地和价格。再查一查，如果同类外国货可以自由进口，价格和选择会有什么变化。底部写一句话：我到底在为谁多付这笔钱？

明天：禁令把资本从会走的路强拽到不会走的路，被保护的行业越肥，国家的家底越薄。如果保护能让一个行业活得很好，怎么整个国家反而越来越穷？